此后随着主流媒体介入，公众发现，这种速效增氧剂“鱼浮灵”不仅被摊贩使用，也经常被水产运输企业、鱼塘养殖户使用。而早在2007年，北京市监督所就曾发出预警，称鱼浮灵中含有铅、砷等重金属，如果过多使用就会使鱼类出现这些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小摊贩往大水盆里加“鱼浮灵”可能仅仅因为手边没有足够的增氧泵，但普通消费者却因此面临着生命健康的威胁。这种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肆意妄为的不道德行为正是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关键。但仅靠微博监督、媒体监督只能完成对“鱼浮灵”奸商们的初步侦查和揭露，要真正消灭类似不道德行为，更需要持久的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来完成后续的监督、惩处、持久防范。

　　从媒体的追踪报道看，上海在本地主流菜场尚未发现滥用“鱼浮灵”的情况，上海市农委水产办主任梁伟泉也明确表示，上海的水产养殖业，并未查出使用“鱼浮灵”的情况。

　　但上海2300万人餐桌上的水产品远不是本地水产养殖户所能供应的，那些需要长途贩运，在异地鱼塘养殖的鱼儿们，可并没有在上海市农委的监管范围之内。

　　今天，上海的食品供应链早已向全国乃至全球供应商敞开大门，公众也正享受着市场竞争带来的食品充分供应、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等诸多好处。不过，如果上海的食品安全监管不能迅速适应这样的市场变化，不能及时从监控本地生产、流通转变为对食品异地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控，“鱼浮灵”们就随时可能从千里之外的鱼塘、百里之外的某辆水产运输车上，钻进上海市民的胃里。

　　几天前，日本福岛发现了第一例牛肉含辐射物质事件。特别的是，发现和披露问题的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当地的养牛农户。正是这位农户自己向朋友借来辐射检测装置，查到自家喂牛所用稻草含有放射性物质，才及时制止了核污染牛肉的进一步扩散。

　　而日本农户这种自断财路的“犯傻”行为背后，正是日本对农产品严格实施100%可追溯管理所造就的农户自律意识。

　　在日本的食品零售店里，每种食品都必须醒目地标出“身份证”号码，消费者可在店内的查询终端输入这个号码，查询到有关这一产品的所有生产和流通信息。既可以追溯到自己所买牛肉产自哪个农户、该农户使用过哪些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也可以查到流通企业加入过哪些原材料、添加剂等。

　　如果那位养牛农户不自我揭发，一旦消费者因食用辐射牛肉致病，该农户不仅会遭遇巨额索赔，更会因生产有毒农产品而身败名裂，难以再在该领域持续经营。相反，自我揭发，及时召回，反而会赢得公众谅解和尊重，树立更高的品牌形象。

　　上海在世博期间曾严格实施了食品100%可追溯机制，并为此开发出相关软件和芯片技术。希望世博会后也能尽快将这一世博经验推广到城市食品安全管理的所有领域，有效强化对公共食品安全的管理水平。

　　另一方面，上海的食品监管也需要及时引入更值得信赖的专家体系，使良好行为规范能真正影响食品经营者的市场行为。

　　除了“鱼浮灵”，近日食品生产、流通领域爆出的新名词还有许多，安徽菜贩近日披露，很多菜农在蔬菜未成熟时，使用一种叫“乙烯利”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用来加速蔬菜成熟。此前不久，还有媒体披露农户使用“膨大剂”让西瓜增重。

　　而不使用各类添加剂的绿色食品生产理念早已推广多年，为何迟迟未能影响食品经营者呢？

　　近年来，类似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等专家体系的建设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一些官办、半官办机构眼里只盯着短期利益，无视自身品牌，只要食品经营者给钱，就随意发放认证，让消费者面对各种认证丧失信心，无所适从。

　　要防止专家体系因失信造成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引导乏力，就需要在专家体系建设中，不仅让体系内的各类认证机构参与，更让社会认证机构有效参与。从认证机构的公平竞争中，让公众挑选出真正信得过的专家体系，通过这些专家体系的认证标志引导消费，在全社会推动经营者约束自我行为才会有效和可持续，才能使食品业早日从失序回归有序，从唯利是图回归道德底线。

       我国农村的种养殖户有2亿多，食品流通企业也多达数百万家，中国消费者所面对的食品生产、流通企业数量之多无疑是全球第一的，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食品生产、流通经营者的行为规范自律机制，安全隐患就会层出不穷。希望上海城市管理者不断推动食品监管的全覆盖和专家体系建设的开放，从勇担责任和分享利益中夯实食品安全的自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