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导刊》刊号:CN11-5478/R 国际:ISSN1674-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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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闽商性格 传扬海洋文化

2016-03-09 12:21:40 来源: 食品安全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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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闽商性格    传扬海洋文化
                                                 ——闽商四大特性剖析
王朝强

  福建的早期历史,无论是文献,还是文物都显得太少,笼罩着一团迷雾。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远在4000年前,昙石山文化已显现出福建海洋文明的特征,八闽之地有着移民传统,是最早与海外发生关系的区域之一。《山海经》更有“闽在海中”一说:“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后到东冶、甘棠两港百舸争流,古时的福州港成为对外连通南北、招徕“番舶”的重要港口。

  秦始皇统一中国,大秦帝国在今天的福建版图上设置了闽中郡。毋庸置疑,闽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与中原文化相比,闽文化是一种另类,一种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海洋文化。闽地经济的发展、闽商特质的形成,都由此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化烙印。

  “在海中”的闽地,伴水而居。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其灵动与深邃,一直诱惑着闽人迈向蓝色的冲动和创造财富的欲望,从而造就了闽地经济的兴盛。《纵横中国》福建特辑曰:“如果不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漂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此言值得我们回味。

  天风海涛、山多地贫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闽人的漂泊传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漂洋过海,出东洋,下南洋,到异国他乡谋生打拼,移居我国台湾和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到了二十世纪,福建人的移居方向增加了港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并向欧洲、南美、非洲延伸。最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外出求生存、谋发展的福建人究竟有多少?目前还难以准确统计,只留传这么一种说法:有太阳照射的地方,必有闽商的身影。对沿海而居的福建人来说,移民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至今不曾改变。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与海洋互动中积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海洋意识、海洋知识、海洋艺术、海洋宗教和海洋制度等。精神层面是海洋文化的内核所在。如果说内陆文化是封闭的,具有内倾特征,那么海洋文化则是开放的,具有外向的特质;如果说内陆农耕文化是稳定、安逸的,那么海洋文化则是迁流的、进取的;如果说内陆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图景,那么海洋文化则具有不安分的崇商品质。

  作为中华黄土文化的另类,闽地海洋文化的发育,亦受到农业社会和内陆性格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存在着有限开放性和边缘从属性。闽地海洋文化的这一不彻底性,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闽商的四大特性——迁流、冒险、独立、兼容。

  迁流性:移民传统和海洋文化之子

  闽人自古热衷于移民,哪里好谋生,就义无反顾地蜂拥而至。这一特性,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性格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浩瀚的海洋,使闽人的迁流更具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潜藏着更多的凶险。福建谚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正是对其直观而生动的描述,也暗示了“行船”与“走马”这两种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闽人的迁流性格,最初源自秦汉以来的移民传统。五代以来,战乱频仍,中原人大批南迁,闽粤人口激增。可以肯定,福建自古就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福建现有的绝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南迁。南迁入闽的汉人,在带来先进的内陆农耕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

  地理条件造成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是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闽人不得不一再迁徙的现实动因。对福建的地理条件,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描述。福建境内山岭连绵,人稠地狭,生存条件恶劣,居民大都被挤到海边的狭窄地带,面对着辽阔无垠的大海。史志记载:“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如此逼仄的陆域生存条件,在客观上促使沿海居民转向大海谋生,渐向台湾和南洋、东洋移民。闽地拥有绵长曲折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二,还有众多的港湾、岛屿,为海洋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条件。“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伦理,在闽地沿海地区影响力有限,远走他乡、远涉重洋、唯利是趋,反倒成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明清海禁时期如此,近代以来的封关锁国时期亦如此,由于官方体制内的外出渠道狭窄、甚至被关闭,偷私渡一时风行。及至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福建又迎来了以自费留学为先导、后又加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新一波出海热。

  闽人的迁流传统不仅仅体现在出海上。就当代来看,在国内,福建人也纷纷走出八闽之地,行走全国经商,打开广阔的致富空间,并形成一个个集聚效应明显、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全国性市场影响力的闽商群体,如福清人经营加油站、海产品,莆田人经营金银加工、木材、医院,闽南人经营建材、服装,闽东人经营茶叶。最近10多年来,更向房地产和矿产等领域集中发展。

  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重要原因。宋元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远洋航行风气日甚,漂洋过海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人生选择。由于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闽地造船技术高人一筹,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就已名扬一时。而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以福建为重要基地。

  福建有谚语云:“六死三留一回头。”古代闽人移民台湾、下南洋、出东洋,每次都是拿性命相赌的凶险旅程。变幻莫测的风浪、以木帆船为主的航海工具,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挡闽人的出海冲动,这造就了闽人的冒险性格。也正是海洋文化的迁徙性,孕育了闽商的商业冒险精神。

  冒险性:从犯禁下海到“爱拼才会赢”

  世人耳熟能详的《爱拼才会赢》这首歌,生动表达了福建人尤其是闽商的鲜明性格,表达了闽商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感悟、对事业成败的独特理解。他们在失意时的情态,他们面对世界的豪气雄心,他们追求事业时的坚韧不拔,在这首闽南语歌曲里,都得到了生动的释放。

  有人戏言,闽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没经验、没钱都不怕,照样做外贸、搞开发、搞投资;不分析、不考证、不调研也不怕,固执得让人匪夷所思。在特定的年代里,正是爱拼敢拼的闽商,铸就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但是,如今回头审视,笔者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中,闽商的“不怕”显然带着一定的盲目性——成也爱拼,败也爱拼。商场如战场,也最讲胜王败寇。商海深广,千帆过尽之处,谁问过曾有多少沉舟?万木争春之时,谁问过曾有多少枯枝?闽商在30多年商海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因为“不分析、不考证、不调研”而出师未捷身先死,谁也无法估算究竟有多少?

  一个真正的商人,骨子里天生是个冒险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大多数成功的闽商,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在他们的冒险精神的另一面,在他们决定创业、作出投资决策的那一刻,一定有过如履薄冰的强烈体验,一定有过深思熟虑的细细考量。他们的成功,源自在坚信“爱拼才会赢”的同时,绝不盲目从事。单凭一个“不怕”,只能获得偶然、局部的成功,无法成就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也造就了部分闽商的非理性意识和赌徒心态。这种赌徒心态,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与其他地方商帮相比较,更加凸显。闽商在投资创业常常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越是陌生的行业,越是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没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这一说法流行于我国商界就是明证。

  闽商富于冒险精神,或缘于宋元以来海上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的传统。宋元以来,频繁的闽地沿海对外贸易,使闽商的眼界更为开阔,更少循规蹈矩,文化态度上对中心和权威游离,同时又处在多元文化交织之中,从而敢于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迫使闽人只能犯禁冒险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犯禁冒险渐成闽商的普遍的性格特征之一。“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史家研究认为,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掳掠走私现象泛滥,就直接与明廷厉行海禁有关。

  犯禁下海,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区走私贸易风行一时,在商业文化上一脉相承,都体现了闽商敢于冒险的性格。即便在“文革”时期,晋江人也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做生意。

  “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必须升华为符合普世价值和共同的商业伦理。“爱拼才会赢”是一种信念,是闽商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柱之一。没有信念是不行的,但只有信念是不够的,因为信念不等于商业智慧、商业谋略。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正会赢善赢。我们欣慰地看到,在崛起的新一代闽商中,那些拥有真正商业智慧的,已表现出新的心态、新的性格,展现出远大的战略眼光和严谨的伦理操守。

  独立性:“独行侠”和老板情结

  在诸多的中国商帮中,闽商是最不像“帮”的一个。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这话用来形容闽商更是入木三分。

  闽商遍天下,多是“独行侠”。无需避讳,闽商精神中最缺乏的就是团队精神。闽商的一个个性是老板情结——在闽人许多人看来,打工通常被认为是穷途中的末路。他们中大多数人,宁愿开个小店、摆个小地摊,也要自己“当家作主”。

  闽商这一性格,也表现在一些俗语里,如“宁做鸡头,不当凤尾”。在福州商人圈里,“合字不好写”,常常既是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商业合作的一种评价。闽南流行“不当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之语,也表现了闽商的这种心迹。结果是,人人都做老大,但企业长不大。过去在福建,四世同堂的家族并不鲜见,但企业合伙人之间能够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到底的,可以算得上是传奇了。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

  其一,与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闽地山多,耕地稀少且贫瘠,加上交通不便,社会交往少,形成了在生产上不需要协作却重于自然资源争夺的传统。有限的资源,艰难的生存环境,缺乏合作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契约精神的淡化,使闽人对于利益关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这种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二,与早期到海外的闽商谋生手段、经营方式有关。早期漂洋过海去谋生的闽商,财富多由切计刀锥之利而成。闽商以剪刀、菜刀、剃头刀“三把刀”起家的比比皆是。这种谋生手段和经营方式,常常连家庭作坊都算不上,真正是所谓“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独个营生。

  其三,与冒险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与浙商等大相径庭。不可否认,商会对商家的发育、成长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商会并不仅仅只是个排忧解难、互帮互助的组织,它们组织健全、功能强大,对商人自律可产生有力的约束。这种约束,而对于那些奉行“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商业价值观的闽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闽商独立性的表现之一是,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淡薄,这与水泼不进的潮商帮完全不同。由此延展开来,闽商因其独立性而不盲目排外,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格。

  中国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两个——闽东方言和闽南方言。闽商固然操的是方言,听起来像外语一样难懂,但与外地人打交道时,他们并不像其他一些方言区的人群那样,表现出语言上的自闭倾向。我们对这样的场景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几个福建人在一起谈得尽情尽兴,如果来了一位外省客人,绝大多数人会立即改口说普通话,哪怕他们讲得很费力,讲得很不标准。

  全球经济正走向一体化。商会以地缘关系、亲缘为纽带的互帮互助行为,应该注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契约精神。在陌生人社会上建立的契约关系,正是现代公司制的精髓所在,是工商社会中人与组织,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司制才能够快速、有效率地配置各种资源,以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达到一个群体希望达到的目标。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形式,再多的人简单相加,聚在一起,终究不过是乌合之众,再多的资源也会流于内耗。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闽商中的这种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状态,正在新一代闽商群体中得到改变。比如,闽南的“七匹狼”,就展示了一个同舟共济的崭新的闽商精神。“七匹狼”能够成为以品牌经营为核心的成功企业,可以说,靠的正是传统闽商所缺乏的团结协作意识。狼世界的真正力量,在于团体的默契配合。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组成的团队,应该认真学习狼世界的合作、忠诚、锲而不舍的品质。力量,包括商业中成功的力量,都来自合作。

  兼容性: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品格

  在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过程中,背山靠海的地理环境,中原到闽、下海出洋、行商内陆的人口多向迁流传统,形成了福建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生态特征,并深刻影响了闽商性格的养成。

  学者张燕清先生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福建文化生态的表征。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的,但在地理布局上又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二是福建文化在态势上呈现既开放又封闭的两面性,折射为陆地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并存,相互交融。前者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后者富有拼搏开拓的进取意识。三是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明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

  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诸因素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使福建文化在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大的融摄力和兼容性。宋元时期的泉州,多种宗教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辉映就是最好的佐证。因为山脉的阻隔而形成的独立的地理单元格局,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平行并存。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着福建区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模式。

  其一,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南宋大儒朱熹建构了闽文化的价值内核。“存天理,灭天欲”到了闽商那里,就成为反对见利忘义的商业伦理精神,在实践中表现为儒商风范。

  所谓儒商,即以儒道经商,就是儒家基本商业伦理的践行者,强调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遵守“敬业守分”、“克勤克俭”、“与人为善”的职业准则。理学伦理在明清以来渐渐普及化、庶民化、世俗化,并内化为非纯粹功利主义的商业伦理,规范着工商业活动。因此,明清以来,在福建,儒商的经济活动就呈现出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势态。

  这种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精神,在现代闽商身上仍然大放异彩。福建九牧王创业者林聪颖,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发现不合格产品一律返工。以文化视角析之,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体现的正是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

  其二,仕商兼容的双重价值。明清时期,福建社会已萌发出重商文化的因子。即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文化的“鄙视商贾”观念也不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甚至肯定。

  明中叶以来,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经济已相当发达。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新变动,士绅阶层和社会精神领袖在把家族社会纳入儒家道统的同时,也尝试着为地方利益及商业行为提供合法性的依据。明朝全能大儒王阳明即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虽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把传统中一直被视为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地位。在他身后,闽籍独立思想家李贽也疾呼:“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及至有清一代,红顶商人有了滋生的土壤,亦官亦商之流风被至今日,却是另一话题。

  其三,报效桑梓的价值取向。闽商以海内外为人生奋斗的舞台,他们爱拼敢赢、善观时变,在经济事业中获得惊人成功的不在少数。这些成功人士,都是具有高度商业理性、商业智慧、商业勇气的大商。

  这种理性、智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事业成功之后,往往通过报效桑梓的方式,达成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当然,报效桑梓的背后其实是光宗耀祖,这是许多闽商同一种情感的两种表达,把报效桑梓作为既实现光宗耀祖的夙愿,又容易得到社区认可的有效途径。福建民间的大族富绅,对宗族和社区负有赡养孤寡、兴教办学、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的责任。他们把这既看作一种义举,也看作一种天职。特别是兴教办学的传统,在当代闽商身上更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事实上,以文化演进的视角进行逻辑推演。可以认为,成功闽商报效桑梓的价值取向,源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出生于厦门集美、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光辉典范。

  作为闽商最重要、最可贵的精神之一的陈嘉庚精神,在今天的新闽商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出生于福清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堪称新典范。30多年来,他个人捐款已超过60亿元。他有句名言:“商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充其量算个富豪。”

  福建文化生态是闽地社会经济历史传承的产物,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闽商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我国正在构建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布局中,福建海洋文化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一代闽商也必将与时俱进,重塑崭新的性格和风采。

  2011年11月,中共福建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敢拼会赢,乐善好施”的福建精神。这种精神将闽商品格的正面取向和福建精神一一对照,竟然高度契合。这种官方的肯定、褒扬、倡导,将聚成强大的政商合力,大大提升闽商文化的境界。福建海洋文化,必将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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